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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追求“新商業文明”
                  時間:2012-11-19

              導讀:所謂的商業文明,應該隱含一個最為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契約精神和法制精神。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必須在契約框架和法律框架下進行。

              所謂“新商業文明”,是相對“舊商業文明”而言。那么,什么是新舊商業文明?

              比較主流的觀點,認為“舊商業文明”就是追求企業利潤、或者說股東利潤最大化;而“新商業文明”就是要將追求社會效益放在企業利潤之前,重新架構企業與社會、環境、人文、客戶之間的關系。如果這就是“新商業文明”,其在理論上能自圓其說,但從操作層面看,這是實驗室條件下的理想狀態,難以操作。問題的根源,就在于它將“新”希望都寄托在了企業家的道德自覺之上。而這是最不靠譜的。

              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很多問題,諸如揮霍資源、污染環境、全面的腐敗等,其根源不在于企業管理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如果中國的企業家們相信目前很多問題的根源是自己追逐利潤最大化,那你們不是在做秀,就是在自虐!

              在商業文明的戰車上,與利潤最大化的“油門”相對應的,還有制度約束這個“剎車”,如果沒有這種“剎車”,那就不成其為“商業文明”。這種制度約束,主要是社會宏觀層面上的法律、政策約束,當然也包括企業微觀層面上的各種內控制度。如果出現問題,只能說明:要么是制度約束機制沒有設定好,要么是制度約束機制沒有執行好,而與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動機毫無關系。其解決之道,只能是修正和完善制度約束機制。

              “新商業文明”是一種工具

              一些人愛用杰克·韋爾奇的一句話,來否定以股東價值為核心的“舊商業文明”。韋爾奇說:“從表面上看,股東價值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但是,卻忽略了他的后半句話:“股東價值是結果,而不是戰略管理……你主要依靠的是你的員工、你的客戶和你的產品。”

              顯然,韋爾奇并不是說不要股東價值,他反對的是單純將股東價值取向作為企業戰略管理出發點的做法。在韋爾奇看來,員工、客戶、產品,這些在“新商業文明”中被不斷強調的要素,依然是收獲股東價值這個“結果”的工具。

              檢索各種資料,在對“新商業文明”的說法中,比較務實和系統的,是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金碚所提出來的“利他競爭力”。他將“利他競爭力”作為新商業文明的動力,并且對四種“利他競爭力”進行了分析(參閱《商業文明新動力:利他競爭力》,刊于2010年1月8日《商學院》雜志)。這對大多數企業家、尤其“屌絲”企業家來說,是現實和可操作的。

              在我看來,承認并研究行為的工具性、牟利性,本身就是“商業文明”的“商業”二字的應有內涵。而金碚先生所總結的“利他競爭力”,既是“新商業文明”的追求方向,也毫無疑問是其實踐工具——所謂“競爭力”,最終還是要服務于企業利潤最大化這個目標

              如果對于微觀的企業管理來說,“新商業文明”是在新的社會經濟環境和技術條件下,獲取新的競爭力進而獲取利潤最大化的新路徑和新工具,那么,對于宏觀社會而言,“新商業文明”也是解決諸如環境污染、政經腐敗、進而推動全社會“利潤最大化”的新路徑和新工具。

              建立陽光游說機制

              當下中國有一大特點,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在罵“體制”,似乎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由“體制”這個飄渺的詞匯造成,而與任何具體的個人無關。

              其實,構成這個“體制”的,就包括你我他這些在痛詆“體制”的人。“新商業文明”所應推崇的,就是要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從小事做起,落實到制度層面,改造和完善我們共同構成的這個“體制”。

              通過前三十三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實現從“計劃經濟”到“非計劃經濟”的發展,但絕對還沒有實現“市場經濟”。因為,在絕大多數的資源和生產要素配置上,市場的作用依然遠小于權力的作用。

              構建“新商業文明”的制度基礎,一個最為關鍵的任務,就是要參與、推動、監督和鞭策政府公權力的重新定位及邊界確定。

              但是,面對這種問題,即便是那些好為大言、樂于扮演道德傳教士的明星企業家,也常常會退縮,辯解說自己在權力面前無能為力。的確,作為單個個體、即便是億萬富豪(甚至國家領導),面對龐大的“體制”機器也會有強烈的“無力感”。但是,如果人人都抱著“搭便車”的心態,進步將永遠是不可及的。

              企業家的力量,或許并不能阻止一個社會的整體沉淪,但是,憑借資本、產業的力量和杠桿作用,還是能在很大程度上滯緩“體制”的進一步腐爛,進而在溫和的“保守療法”過程中,尋找根本的解決之道。

              在“新商業文明”的建構中,一個或許可行的路徑,就是建立陽光下的游說機制。

              在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用作權力勾兌“潤滑劑”的灰色和黑色資金,雖然沒有任何統計材料,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年度“三公消費”都超出美國總統大選經費數百倍的時代,這筆“潤滑劑”總數應該更為龐大,不應亞于美國的那些院外游說集團的經費。這是中國特色的游說機制,與美國不同的是,這種游說機制一般是每個企業或企業家單搞一套,并且按照潛規則在水下、并且是渾水之下運行。

              媒體、尤其是財經媒體,以及行業協會等,都是最為現成的可作為陽光下的游說渠道的平臺。這是一種具體利益的博弈,完全沒有涉及意識形態的必要,因此,它也應該能夠遠離中國人慣常理解的“政治”,應該能夠摒除過度的、不恰當的解讀和運作,擯棄“泛政治化”。

              通過建立陽光下的游說機制,打破資本和權力的地下姻緣,把關系透明化、公開化、規則化、有序化,無論對于資本還是權力,以及宏觀社會,都是最優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說,陽光下的游說機制其實也就是“企業公民”的應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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